阿片是什么(片组词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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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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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片是什么,片组词一年级?
片的组词有:一片空白,一片心意,一片狼藉,一片漆黑,一片天空,一片,树叶,一片绿色蔬菜,一片云朵,一片好心,一片迷茫,一片光明,一片苦心,一片绿洲,一片海洋,一片段崖,一片雪花,一片净土,一片汪洋大海,一片丹心,一片蓝天白云,一片胡同,一片药丸,一片痴心妄想,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落叶,一片雪景,片头曲,片区,片警,片刻,片面之词,片场收费,片段,片酬金,片片鱼,一片纸尿裤,一片纸巾。
2.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中国人概念的“创新”:蒸汽机+车船=火轮船一、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舰构成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制风帆支力,与清军类似,但是它是用坚实的木料制成,船体下部为双层,且用铜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船上有两桅或三桅,悬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军舰较大,排水量大且安炮较多。除此之外,确实出现了诞生于工业革命末期的蒸汽动力铁壳明轮。它具有航速快、机动性能强、吃水浅等特点。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二、中国人眼中的“火轮船”
鸦片战争中最为国人瞠目结舌的就是英人的船坚炮利。本来对金发碧眼的洋人看起来就如天外来客一般,对于他们乘坐的轮船能在海上劈波斩浪,如履平地,瞬息千万里,而且船上安装的火炮更是威力无穷,船速快、炮火威力大,让处于中世纪水平的清王朝吃尽了苦头。所谓船坚炮利,这四个字就是对当时的贴切形容。
而中国人对英方蒸汽轮船的形容——火轮船,这个形容词,中国人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认识是从它的外形开始的。请看图片:
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它两旁的转轮,以及耸立在船中间冒着黑烟的烟筒。这便形成了“火轮船”的概念。今天我们知道那时提及的火轮船实质就是蒸汽轮船, “火”者,蒸汽机也;“轮”则来源于醒目的两个激水明轮。所以,蒸汽机+车船=火轮船。虽然后来明轮被更为先进的螺旋桨取代,但是“轮”的称谓却与蒸汽机船结下了不解之缘,被保留了下来。
三、中国人的火轮船制造梦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英方的船坚炮利,并努力尝试探究火轮船被后的运行原理。如林则徐、魏源等主张仿造火轮船。丁拱辰最早对西洋武器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编著成《演炮图说》, 之后他又通过多次实践,对《演炮图说》再三修订,在丁守存和另一科学家郑复光的帮助下,于道光二十三年增订刊行《演炮图说辑要》。
之后,郑复光在他的《火轮船图说》中详细地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安装方法及火轮船的特性。后来魏源作《海国图志》,详绘了火轮船的飞轮和气缸结构,并作《火轮船说》,附详图说到了蒸汽动力的原理,可惜的是,这声音在当时是极为微弱的。《海国图志》刊行后在国内不受重视,却被日本人意外发现,如获至宝。这些都体现了国人对蒸汽机船的探索。
直至1865年,徐寿和华衡芳合作制成了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这样一直到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成立,我国的蒸汽船、火轮船的制造被纳入洋务运动的轨道。
3. 海鱼只吃头的是什么鱼?
比目鱼,只吃头部也俗称鸦片鱼头。在饭店吃比目鱼时会发现,鸦片鱼头是一道常见的美食,而比目鱼的身子却很少见。这是因为比目鱼的鱼身肉质比较一般,但它的鱼头味道却十分鲜美。因此在制作比目鱼时,一般只做它的头。此外,经常吃鸦片鱼头对人体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提升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能力等。
而且鱼头中还有一定的钙质,更加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
4. 如果清军以弓箭为主要武器能打赢英军吗?
虽然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虽然决定战争走向的是人;但如果清军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与英军进行一场战争,那么清军还是有可能获得战争胜利的。也就是说,如果武器配置得当,清军有很大可能打败英军,从而获得鸦片战争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清朝与英国相比各有优劣,英国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虽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发展模式,但英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完全超过清政府;虽然英国资本家获取利润的贪婪欲望超过了清政府的地主保家卫国的决心,但单纯的意志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经过仔细分析,我认为以下原因决定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有获得胜利的较大可能性。
第一,发展模式的先进并不意味着综合实力的强大,先进的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综合实力。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使落后的封建主义发展模式,而英国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比封建主义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发展速度的加快。换句话说,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因为时间短而没有显著增强综合国力,那么这种模式也是会失败于发展模式落后而综合实力暂时强大的对手的。
发展模式要度过的是时间差,任何先进发展模式的初期都是虚弱的;处于虚弱期的资本主义也是可以被封建主义打败的。关于生死存亡的持续性战争的确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但鸦片战争不是中英两国的生死存亡之争。实际上,就算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中对决的是综合实力,清政府也不一定会输。因为英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完全占据压倒性优势,起码清政府的财富总量还是超过英国的。
从发展模式上讲,英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保障,但也只是保障,并不能化作战争的直接力量;资本主义经济是最重要的条件,但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长时间的积蓄才能超过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实力;近代化的火器部队并没有形成对清政府的冷兵器军队的碾压式优势。所以,从军事上讲,清政府仍有高可能性的反败为胜的机率。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贪婪欲望推动英国政府进行殖民扩张,清政府却对资本家的贪婪认知不够,没有形成坚定的战争意志。然而,战争意志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在工业革命后如何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呢?占有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怎么才能占有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战争。英国会不会停止占有更多市场和原料的战争?绝对不会。因为战争停止意味着利润的失去,英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利润的失去。所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志是一贯的。
清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小农经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小农经济下产生的技术接机只要求保持住现在的利益,并没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即安的思想和封闭式的生活不仅导致了地主阶级思想上的狭隘和目光上的不够远大,还让统治阶级失去了对外来危险的判断能力。清政府并不认为英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清政府只是认为英国是其统治的一个麻烦。
清政府的战争意志弱于英国的确会增大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可能性,但意志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胜负。也就是说,就算英国发展模式和战争意志要强于清政府,但其综合实力并没有完全压到清政府。所以,清政府获得鸦片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武器的先进是战术层面的领先,英国不能靠战术赢得战争;清政府如果实行领先于英国的战争战略,那么就会获得鸦片战争的胜利。战术的胜利是一时的,战略的胜利才是长久可凭恃的。假如清政府的军队以远程的弓箭为主要武器,就意味着清政府的军队在进行战术上的变化。如果战术上发生了变化,那么战略上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别的不说,如果清政府从闭关锁国转向主动的对外开放,积极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与学习,那么必然会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就是胜利的开始。注意,我们的题目是在假设变化的发生。如果清政府的军队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清政府以冷兵器军队战胜英国的热兵器军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英国当时的确是热兵器军队,但前装式火枪的活力密度和射程并不会比大规模弓箭部队的集中使用更有太多威力。就算英国的火力密集程度优于清政府的弓箭密集程度,但如果通过扩大战场范围和灵活的多方向骑射等手段而采取合适的战术方式分散英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那么清政府打败英国侵略军,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会被放大。毕竟,侵入中国的英军力量最多也就2万人。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常备兵力达到80多万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打不赢2万英军士兵的。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讲,清政府思考如何战败的难度应该远高于如何战胜的难度。
一切胜利的假设都是基于清政府政治的清明,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却是处于黑暗时期;一切胜利的假设都是基于清政府的军队廉洁自律,然而清政府的军队确实腐朽衰弱的。用一句话来总结: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黑暗与腐朽之下只有失败,光明与廉洁之上才有胜利。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承认历史,学习历史,并在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向前进。期盼胜利的愿望并不能代替战争失败的事实,衰落的事实也不能消灭我们胜利的欲望。现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事实,中国的复兴也是事实。
5. 纯净的玛咖是白色和什么颜色的?
纯净玛咖共有四种颜色,分别为白色、黄色、紫色和黑色。
最常见的品种是白玛咖、黄玛咖,也就是普遍市场可见的玛咖,品质较好的是紫玛咖6. 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有哪些思想家?
思想家,是指对各层面的学术都有广泛研究或其思想足以建立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军事理论、生物学、宇宙学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不局限研究领域的情况下,近代思想家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排名不分先后】
1、辜鸿铭(1857年-1928年)。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其一生堪称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其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末期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学和东方华学的第一人。在精研国学之后,他认为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因此,其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
3、方东树(1772年-1851年)。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后世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幼承家范,聪颖好学,为姚鼐的得意门生,誉为姚门四杰之一,但连应乡试十余次,均告失利,至道光七年宣告不再应试。此后方东树钻研理学,其批判于国于民“了无益处“的汉学末流,反对无关国计民生的考据训诂:抨击汉学家的研究脱离实际,汉学末流的作为造成知识和社会断裂的危机,导致清学由实学转至虚学,对国家社会发展不利。同时,他关心实政之学,强调学以致用,讲求安民实用;倡导为文经世,宣扬为学要与“民人家国”有益;提倡“民安而后国安”、“民为贵”等民本思想;吁求民众认清鸦片危害,建言禁止鸦片贸易,提议立法禁止官民吸食鸦片。对于外交,方氏建言“制其死命,绝其乱萌”,乃与之议和。
4、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近代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5、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6、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晚清史学家、文学家。姚莹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次年为进士,开始入朝为官。姚莹同样是宋代理学学者,不过他虽然在学术上推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靖、道光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7、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李大钊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其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
8、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二是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三是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四是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五是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9、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其一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统一起来,取长补短,但遗憾的是,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套学术体系。
11、陶行知(1891年-1946年)。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在“创新”二字,一是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二是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
12、朱谦之(1899年-1972年)。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文化比较学家。他对哲学追求的就是“虚空粉粹,大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他出资创办的《现代史学》,就是以“考今”为目的,即将过去的历史用现代的思想来看待,除了解释古代社会与人物是什么外,还要看它今天有什么意义。
13、张慰慈(1890年- 1976年)。字祖训,早年留学美国,哲学博士。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政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英国选举制度史》、《市政制度》、《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说》、《政治概论》、《政治学》、《宪法》等。其译著有《现代民治政体》、《妇女论》等。
14、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
15、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作为“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即使其出身官宦世家,其思想核心仍然是批判封建主义,因为他就处在当时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冲突的环境中,因为他家里世代为官,因此他更加熟知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加上他仕途坎坷,导致他对当时的官僚极为不满,于是勇敢的站出来进行批判。他认为,百姓流离失所,全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土地兼并政策,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鸦片的进口,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加速了封建主义的灭亡。
16、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 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而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 。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其中,均势外债方面的识见就是重要体现。
17、陈炽(?-1900) 。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陈炽是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深研经济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陈炽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倡言“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提出中国应自订税则,认为税司乃“利权所在”,不能“永畀诸异国之人者”;主张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强兵富国”。
18、刘师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汉族,江苏仪征人,经学家。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19、马建忠(1845年-1900年)。别名乾,学名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清末学者、外交家。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其竭力主张通商致富,并对“利洋商而害华商”的不平等关税制度予以抨击,主张区别不同的货物课以不同的税率,以此来调解进出口;并以自己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多次上书朝廷阐明对外国提出修约,免厘加税是正常之举,与违约不同。
20、黄炎培(1878年-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给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除了以上众人,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的思想家还有夏震武、王亚南、卢作孚、费孝通、金岳霖、杨度、马一浮、李达、潘光旦、牟宗三、黄文山、王先谦、叶德辉、唐君毅、赵紫宸、罗家伦、丁文江、康有为、张东荪、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汤寿潜、夏曾佑、江亢虎、钱玄同、谭嗣同、萧公权、朱执信、陈撄宁、师复、胡适、傅斯年、恽代英、常乃惪、高一涵、陈序经、章太炎、梁漱溟、宋育仁、吴稚晖、沈家本、钱端升、瞿秋白、梁启超、陶希圣、雷海宗、林同济、郭沫若、张尔田、柳诒徵、严复、贺麟、冯桂芬、曾国藩、黄遵宪、王国维、胡汉民、郑观应、张君劢、蔡元培、张之洞、马相伯、熊十力、徐复观、杜亚泉、郭嵩焘、任鸿隽、宋恕、薛福成、吴耀宗、蒋百里、杨杰、汪康年、杨毓麟、陈天华、邹容、经元善、顾颉刚、王韬、皮锡瑞、晏阳初、林则徐、包世臣、余家菊、魏源、左宗棠、戴季陶、洪仁轩、倭仁、谭词同、杨仁山、欧阳竞无等人。
由于个人精力实在有限,就不一一介绍了。
参考资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近代思想家》
7. 中国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变化的基本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从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
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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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片是什么,片组词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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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概念的“创新”:蒸汽机+车船=火轮船一、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军舰构成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主要作战军舰仍为木制风帆支力,与清军类似,但是它是用坚实的木料制成,船体下部为双层,且用铜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船上有两桅或三桅,悬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军舰较大,排水量大且安炮较多。除此之外,确实出现了诞生于工业革命末期的蒸汽动力铁壳明轮。它具有航速快、机动性能强、吃水浅等特点。在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沿海和内河横行肆虐。
二、中国人眼中的“火轮船”
鸦片战争中最为国人瞠目结舌的就是英人的船坚炮利。本来对金发碧眼的洋人看起来就如天外来客一般,对于他们乘坐的轮船能在海上劈波斩浪,如履平地,瞬息千万里,而且船上安装的火炮更是威力无穷,船速快、炮火威力大,让处于中世纪水平的清王朝吃尽了苦头。所谓船坚炮利,这四个字就是对当时的贴切形容。
而中国人对英方蒸汽轮船的形容——火轮船,这个形容词,中国人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成果的认识是从它的外形开始的。请看图片:
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它两旁的转轮,以及耸立在船中间冒着黑烟的烟筒。这便形成了“火轮船”的概念。今天我们知道那时提及的火轮船实质就是蒸汽轮船, “火”者,蒸汽机也;“轮”则来源于醒目的两个激水明轮。所以,蒸汽机+车船=火轮船。虽然后来明轮被更为先进的螺旋桨取代,但是“轮”的称谓却与蒸汽机船结下了不解之缘,被保留了下来。
三、中国人的火轮船制造梦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英方的船坚炮利,并努力尝试探究火轮船被后的运行原理。如林则徐、魏源等主张仿造火轮船。丁拱辰最早对西洋武器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编著成《演炮图说》, 之后他又通过多次实践,对《演炮图说》再三修订,在丁守存和另一科学家郑复光的帮助下,于道光二十三年增订刊行《演炮图说辑要》。
之后,郑复光在他的《火轮船图说》中详细地介绍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安装方法及火轮船的特性。后来魏源作《海国图志》,详绘了火轮船的飞轮和气缸结构,并作《火轮船说》,附详图说到了蒸汽动力的原理,可惜的是,这声音在当时是极为微弱的。《海国图志》刊行后在国内不受重视,却被日本人意外发现,如获至宝。这些都体现了国人对蒸汽机船的探索。
直至1865年,徐寿和华衡芳合作制成了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这样一直到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成立,我国的蒸汽船、火轮船的制造被纳入洋务运动的轨道。
3. 海鱼只吃头的是什么鱼?
比目鱼,只吃头部也俗称鸦片鱼头。在饭店吃比目鱼时会发现,鸦片鱼头是一道常见的美食,而比目鱼的身子却很少见。这是因为比目鱼的鱼身肉质比较一般,但它的鱼头味道却十分鲜美。因此在制作比目鱼时,一般只做它的头。此外,经常吃鸦片鱼头对人体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力,提升人的大脑思维能力以及分析能力等。
而且鱼头中还有一定的钙质,更加适合老人和儿童食用。
4. 如果清军以弓箭为主要武器能打赢英军吗?
虽然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虽然决定战争走向的是人;但如果清军以弓箭为主要武器与英军进行一场战争,那么清军还是有可能获得战争胜利的。也就是说,如果武器配置得当,清军有很大可能打败英军,从而获得鸦片战争的胜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清朝与英国相比各有优劣,英国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虽然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优于中国的封建主义发展模式,但英国的综合国力并没有完全超过清政府;虽然英国资本家获取利润的贪婪欲望超过了清政府的地主保家卫国的决心,但单纯的意志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
经过仔细分析,我认为以下原因决定了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有获得胜利的较大可能性。
第一,发展模式的先进并不意味着综合实力的强大,先进的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强综合实力。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使落后的封建主义发展模式,而英国则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比封建主义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发展速度的加快。换句话说,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因为时间短而没有显著增强综合国力,那么这种模式也是会失败于发展模式落后而综合实力暂时强大的对手的。
发展模式要度过的是时间差,任何先进发展模式的初期都是虚弱的;处于虚弱期的资本主义也是可以被封建主义打败的。关于生死存亡的持续性战争的确是综合实力的比拼,但鸦片战争不是中英两国的生死存亡之争。实际上,就算中英两国在鸦片战争中对决的是综合实力,清政府也不一定会输。因为英国的综合实力并没有完全占据压倒性优势,起码清政府的财富总量还是超过英国的。
从发展模式上讲,英国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保障,但也只是保障,并不能化作战争的直接力量;资本主义经济是最重要的条件,但资本主义经济需要长时间的积蓄才能超过中国的封建经济的实力;近代化的火器部队并没有形成对清政府的冷兵器军队的碾压式优势。所以,从军事上讲,清政府仍有高可能性的反败为胜的机率。
第二,英国资产阶级获取利润的贪婪欲望推动英国政府进行殖民扩张,清政府却对资本家的贪婪认知不够,没有形成坚定的战争意志。然而,战争意志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英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在工业革命后如何才能获取更多的利润呢?占有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怎么才能占有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战争。英国会不会停止占有更多市场和原料的战争?绝对不会。因为战争停止意味着利润的失去,英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利润的失去。所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志是一贯的。
清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小农经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小农经济下产生的技术接机只要求保持住现在的利益,并没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欲望。用一句俗语来说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即安的思想和封闭式的生活不仅导致了地主阶级思想上的狭隘和目光上的不够远大,还让统治阶级失去了对外来危险的判断能力。清政府并不认为英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清政府只是认为英国是其统治的一个麻烦。
清政府的战争意志弱于英国的确会增大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可能性,但意志并不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胜负。也就是说,就算英国发展模式和战争意志要强于清政府,但其综合实力并没有完全压到清政府。所以,清政府获得鸦片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第三,武器的先进是战术层面的领先,英国不能靠战术赢得战争;清政府如果实行领先于英国的战争战略,那么就会获得鸦片战争的胜利。战术的胜利是一时的,战略的胜利才是长久可凭恃的。假如清政府的军队以远程的弓箭为主要武器,就意味着清政府的军队在进行战术上的变化。如果战术上发生了变化,那么战略上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别的不说,如果清政府从闭关锁国转向主动的对外开放,积极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与学习,那么必然会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就是胜利的开始。注意,我们的题目是在假设变化的发生。如果清政府的军队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清政府以冷兵器军队战胜英国的热兵器军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英国当时的确是热兵器军队,但前装式火枪的活力密度和射程并不会比大规模弓箭部队的集中使用更有太多威力。就算英国的火力密集程度优于清政府的弓箭密集程度,但如果通过扩大战场范围和灵活的多方向骑射等手段而采取合适的战术方式分散英国有限的军事力量,那么清政府打败英国侵略军,获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会被放大。毕竟,侵入中国的英军力量最多也就2万人。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常备兵力达到80多万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打不赢2万英军士兵的。按照正常的思维来讲,清政府思考如何战败的难度应该远高于如何战胜的难度。
一切胜利的假设都是基于清政府政治的清明,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却是处于黑暗时期;一切胜利的假设都是基于清政府的军队廉洁自律,然而清政府的军队确实腐朽衰弱的。用一句话来总结: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黑暗与腐朽之下只有失败,光明与廉洁之上才有胜利。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承认历史,学习历史,并在历史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向前进。期盼胜利的愿望并不能代替战争失败的事实,衰落的事实也不能消灭我们胜利的欲望。现在,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事实,中国的复兴也是事实。
5. 纯净的玛咖是白色和什么颜色的?
纯净玛咖共有四种颜色,分别为白色、黄色、紫色和黑色。
最常见的品种是白玛咖、黄玛咖,也就是普遍市场可见的玛咖,品质较好的是紫玛咖6. 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有哪些思想家?
思想家,是指对各层面的学术都有广泛研究或其思想足以建立出一个思想体系的人,他们的研究范围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法学、军事理论、生物学、宇宙学等各个方面。因此,如果不局限研究领域的情况下,近代思想家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
【排名不分先后】
1、辜鸿铭(1857年-1928年)。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其一生堪称学贯中西,号称“清末怪杰”,其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得13个博士学位,是清朝末期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学和东方华学的第一人。在精研国学之后,他认为儒家学说的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因此,其一生致力于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2、章士钊(1881年-1973年)。字行严,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曾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
3、方东树(1772年-1851年)。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后世学者称仪卫先生,安徽桐城人。方东树幼承家范,聪颖好学,为姚鼐的得意门生,誉为姚门四杰之一,但连应乡试十余次,均告失利,至道光七年宣告不再应试。此后方东树钻研理学,其批判于国于民“了无益处“的汉学末流,反对无关国计民生的考据训诂:抨击汉学家的研究脱离实际,汉学末流的作为造成知识和社会断裂的危机,导致清学由实学转至虚学,对国家社会发展不利。同时,他关心实政之学,强调学以致用,讲求安民实用;倡导为文经世,宣扬为学要与“民人家国”有益;提倡“民安而后国安”、“民为贵”等民本思想;吁求民众认清鸦片危害,建言禁止鸦片贸易,提议立法禁止官民吸食鸦片。对于外交,方氏建言“制其死命,绝其乱萌”,乃与之议和。
4、汤用彤(1893年-1964年)。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近代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汤用彤从“昌明国故,理学救国”而至“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以及对其学术思想的催化与导引而开创的学术黄金时代。从而再现了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宏阔的学术襟怀及其开代学术风气的学术业绩而鼎立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
5、孙中山(1866年-1925年)。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他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他首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两千年封建帝制”。
6、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晚清史学家、文学家。姚莹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次年为进士,开始入朝为官。姚莹同样是宋代理学学者,不过他虽然在学术上推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靖、道光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7、李大钊(1889年-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李大钊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其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
8、陈独秀(1879年-1942年)。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革命家与改革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二是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三是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四是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五是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9、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他高度提炼总结了两个观点,一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哲学的性质及其作用,二是从中国哲学的传统看世界哲学的未来。“冯有兰是近代以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张申府(1893年-1986年)。名崧年,张岱年之兄,河北献县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自称“中国哲学第一人”,钱钟书等名家也曾是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其一生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统一起来,取长补短,但遗憾的是,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套学术体系。
11、陶行知(1891年-1946年)。安徽省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在“创新”二字,一是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二是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
12、朱谦之(1899年-1972年)。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中外思想文化比较学家。他对哲学追求的就是“虚空粉粹,大地平沉”的虚无主义理想。他出资创办的《现代史学》,就是以“考今”为目的,即将过去的历史用现代的思想来看待,除了解释古代社会与人物是什么外,还要看它今天有什么意义。
13、张慰慈(1890年- 1976年)。字祖训,早年留学美国,哲学博士。张慰慈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政治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英国选举制度史》、《市政制度》、《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说》、《政治概论》、《政治学》、《宪法》等。其译著有《现代民治政体》、《妇女论》等。
14、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
15、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汉族,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作为“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即使其出身官宦世家,其思想核心仍然是批判封建主义,因为他就处在当时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冲突的环境中,因为他家里世代为官,因此他更加熟知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加上他仕途坎坷,导致他对当时的官僚极为不满,于是勇敢的站出来进行批判。他认为,百姓流离失所,全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的土地兼并政策,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鸦片的进口,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加速了封建主义的灭亡。
16、宋教仁(1882年-1913年)。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 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而其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 。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其中,均势外债方面的识见就是重要体现。
17、陈炽(?-1900) 。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陈炽是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深研经济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陈炽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倡言“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提出中国应自订税则,认为税司乃“利权所在”,不能“永畀诸异国之人者”;主张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强兵富国”。
18、刘师培(1884年-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汉族,江苏仪征人,经学家。作为经学大师,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其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
19、马建忠(1845年-1900年)。别名乾,学名斯才,字眉叔,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清末学者、外交家。太平军进军江南时,随家徙居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愤外患日深,开始研习西学。其竭力主张通商致富,并对“利洋商而害华商”的不平等关税制度予以抨击,主张区别不同的货物课以不同的税率,以此来调解进出口;并以自己所掌握的国际法知识,多次上书朝廷阐明对外国提出修约,免厘加税是正常之举,与违约不同。
20、黄炎培(1878年-1965年),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黄炎培在《实施实业教学要览》中给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及乐趣,一面尽其对群众之义务,此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除了以上众人,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间的思想家还有夏震武、王亚南、卢作孚、费孝通、金岳霖、杨度、马一浮、李达、潘光旦、牟宗三、黄文山、王先谦、叶德辉、唐君毅、赵紫宸、罗家伦、丁文江、康有为、张东荪、金天翮、吕碧城、秋瑾、何震、汤寿潜、夏曾佑、江亢虎、钱玄同、谭嗣同、萧公权、朱执信、陈撄宁、师复、胡适、傅斯年、恽代英、常乃惪、高一涵、陈序经、章太炎、梁漱溟、宋育仁、吴稚晖、沈家本、钱端升、瞿秋白、梁启超、陶希圣、雷海宗、林同济、郭沫若、张尔田、柳诒徵、严复、贺麟、冯桂芬、曾国藩、黄遵宪、王国维、胡汉民、郑观应、张君劢、蔡元培、张之洞、马相伯、熊十力、徐复观、杜亚泉、郭嵩焘、任鸿隽、宋恕、薛福成、吴耀宗、蒋百里、杨杰、汪康年、杨毓麟、陈天华、邹容、经元善、顾颉刚、王韬、皮锡瑞、晏阳初、林则徐、包世臣、余家菊、魏源、左宗棠、戴季陶、洪仁轩、倭仁、谭词同、杨仁山、欧阳竞无等人。
由于个人精力实在有限,就不一一介绍了。
参考资料:《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中国近代思想家》
7. 中国鸦片战争后社会矛盾的变化的基本特征?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质的变化,从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变成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
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从反封建变为既反封建又反侵略。
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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